5G正逐渐成为全球各国“必争之地”。近日，韩国、美国、瑞士先后宣布商用5G，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喊话“必须拿下5G这一仗”。对于这一热潮，有观点认为抢占5G发展先机意义重大，也有观点认为，从目前的商用情况来看，网络、终端、资费等方面都存在问题，此外还有应用不明确、盈利模式不清晰等问题，5G商用没必要那么快。带着这些问题，《人民邮电》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吕廷杰，在他看来，5G发展必须抢占先机，在此过程中，网络设施建设一定要领先于应用发展，商业模式的成功是判断5G成功与否的标准，因此，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5G网络之上进行创新，而不能让创新成为运营商的独角戏。对于备受关注的5G投资问题，他建议，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融资和“以租代建”的方式摸索出5G投资建网新模式，找到对运营商、制造商、金融机构均有益的杠杆，这样不仅能解决5G发展之初的难题，还能为我国信息通信业未来重资产投资开辟一条新路径。

商业模式的成功才是5G真正的成功

韩、美等国都把5G上升至国家战略。对此，吕廷杰表示：“既然是国家战略，可见推动5G发展不是一个短期行为，其意义由此可见一斑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在这个时代落后。”

近日，美国更是宣布以政府的力量推动5G发展，“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把通信技术列为军备竞赛，不仅是因为5G能提供更高速网络，”吕廷杰进一步解释说，“更重要的是，5G还能提供车联网物、物联网、工业互联网等更广泛连接的社会应用场景，将是一项深刻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。”

回看国内，我国信息通信业在经历了2G跟随、3G突破、4G同步的发展历程后，有望在5G领域实现适度领先。吕廷杰表示：“这种领先不完全体现在5G基础技术上，我国把基础技术产品化、市场化的能力也居于国际领先位置。”他举例说，在4G时代，共享单车、扫码支付等应用都让别国赞叹不已。“如果在5G时代，中国依然能实现在应用上的领先，将对我国未来ICT产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。”

对于移动技术的发展，业内有这样一个玩笑：奇数代的技术都不如偶数代发展地好，而5G时代也被认为“不会有太大变革”。吕廷杰并不赞同这一观点，他认为，每一代技术都是革命性的，都有承前启后的意义，技术的迭代是提升上一代通信产业效率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，同时又是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基础。

吕廷杰进一步解释说，第一代移动通信让电话摆脱了电话线，但却有通话串线的问题，于是有了2G的数字编码，对1G服务进行完善和优化。到了3G时代，三大标准通过后，手机上网一直不温不火，有人批评3G是个无用的技术，直到苹果手机问世，社会各界才“脑洞”大开，各类应用于是层出不穷，但网速、资费又成问题，于是4G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改善。在4G解决了人-机互联后，5G将要实现万物互联，“这种革命性的初创技术在初期必然存在缺点，如技术不完善、市场不健全等，因此需要应用去推动。”吕廷杰表示，“应用的成功才是技术的成功，商业模式的成功才是5G真正的成功。”

不考虑商业模式，技术只能是技术专家的乌托邦。他以摩托罗拉的“铱星计划”为反例，并表示：“5G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商业模式，产业迫切需要考虑这项技术到底能解决哪些痛点，能为社会带来怎样的革命，如何打造出适合该技术的应用模式和盈利模式等问题。”

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领先于应用发展

谈及应用，业内有声音认为，现在的4G网络完全可以满足普通应用需求，5G没必要那么快上。对此，吕廷杰认为：“对于新技术而言，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超前于应用的发展，这是有规律可循的。”

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：“北京在修建二环路时，其必要性也曾备受质疑——那么宽的路，哪有几辆车在跑。时至今日，再也没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。”

还有人认为，“修路”有必要，但没必要那么着急去修那么宽的路。对此，吕廷杰表示：“通信网络是个统计复用系统，网络会出现拥塞的情况，它的速度不仅取决于有多宽的‘路’，更取决于有多少人同时在使用这条‘路’，当网络把所有的人和物都连接，这条‘路’需要足够宽。”

网络能催生更多的应用，应用的繁荣也对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吕廷杰表示：“参与通信的要素不断增加，大量应用不断产生，这就要求建网时有足够的前瞻性，保证网络有足够大的容量去支撑这些应用。”

5G创新不是运营商的独角戏

现在，5G已经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。“曾有业外人士问我，运营商什么时候才能提供创新的5G解决方案？”吕廷杰肯定地指出，“这就是我们在发展5G时必须走出的一个误区，5G商业模式的创新决不能仅靠运营商，他们只是为各行各业提供了一个赋能的工具，具体如何创新还要依靠行业自己。”

他分析说，通信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据三个力量：一是市场 “无形的手”，二是政府“有形的手”，三是技术进步的驱动。“由于通信产业必须互联互通，所以，无法像其他产业那样，通过企业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。技术进步的外生性，决定了它没有排他性，因此竞争通常是同质化的，是依赖于标准来实现的。不仅技术创新是外生性的、依托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很多业务创新，通常也是来自外部社会。”他举例说，网约车是一种创新，但这种模式并不是网络运营商或者出租车公司创造出来的，5G创新也是同样的道理，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，通过5G网络的赋能实现创新。

那么，为什么5G创新的主体不是运营商呢？吕廷杰认为：5G将会产生更多的垂直行业应用，要求创新主体要能直击行业痛点，但运营商绝无可能比行业本身更了解那些市场。”他补充说，“如果各行各业都把自己当作5G旁观者而置身事外，只是坐等运营商的创新应用，便无法尽快享受到5G的福利，5G也不可能在短期实现大规模应用。”

因此，他建议主管部门、专家学者、运营企业、宣传机构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5G，告诉普通消费者和行业用户，5G能带来哪些变化，具备哪些能力，而用户则要考虑这些能力可以怎样解决生产生活中具体的问题，这样就能把5G用起来，形成全社会创新的局面。

发展5G运营商别怕OTT

谈及5G时代的全社会创新，不禁让人联想到4G时代，由于应用的快速繁荣，一批OTT企业崛起，一时间，“管道化”“被旁路”的担忧让运营商如鲠在喉，虽然他们也采取了应对措施，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。到了5G时代，鼓励外部创新会不会让运营商又回到“为他人做嫁衣”的尴尬局面？对此，吕廷杰表示，运营商在发展5G时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，要欢迎全社会在网络上进行创新，实现共赢。

“5G是赋能工具、基础设施、公共物品，因此不能具有排他性，”他表示，“事实上，5G的开放性有助于全产业的发展，这种开放性能够调动更多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，催生出更多的5G应用，这些应用中比较典型的会成为成功商业模式。试想，现在很多成功的应用不都是OTT创新出来的吗？因此，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，运营商大可不必过于担心被‘管道化’。”

当然，外部考核也要相应做出改变。“运营商推动了技术和市场的进步，通过不断地提速降费等措施，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”吕廷杰建议，“长时间以来，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运营商的企业效益，却忽视了其社会效益，而事实上，运营商牺牲了自己的利益，通过很多努力去改善基础设施间接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，因此5G时代不能再用微观的考核企业经济效益的方法去考核运营商。”

“不可否认，5G在发展之初确实面临很多问题，需要改变和调整的地方还很多，但绝对不能一棒子打死，消极对待这项技术。”吕廷杰肯定地说，“这些问题最好的解决之策就是发展，通过技术和市场的相互促进，通过调动全社会的创新力量，通过告诉用户5G是一个新风口，能够解决问题、改善生活、改变社会，做到这些，相信5G一定会成功。”

融资租赁模式助解投资难题

尽管5G是大势所趋，但运营商确实也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，首当其冲的当属前期建网的巨大投资难题。对此，吕廷杰提出两个建议：一是可以在实验网或部分网络采用“以租代建”的模式，二是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投资。

对于第一个建议，吕廷杰举例说，华为和新加坡电信就曾采用这种模式：新加坡电信在建网时租用华为的设备，按约定期限支付租金，网络设备的所有权仍然归属华为。

他表示，制造业存在一种周期性波动的因素，这种因素是不可抗拒的，因为市场需求有波动性，而供需很难做到同步。比如，现在5G大规模建网，运营商需要大量设备，制造商组织资源大规模生产。但是，几年之后，网络建设的大潮平息，而6G尚未到来，制造商之前组织的人员、设备等资源会被闲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以租代建”的模式能降低周期性风险，帮助制造商获得稳定收入。

“当然，这一模式并非完美无缺，”吕廷杰客观地说，“首先，这种方式目前在我国无法推行，因为我国电信条例不允许，这就涉及一个新问题，当技术出现迭代时，监管政策能否随之进行调整。其次，新加坡毕竟地域狭小，而中国幅员辽阔，这种模式适合在实验网或是局部建网推行，因为一旦涉及面过广，制造企业将无法承担供应大量设备的成本。”

那么，如何在5G投资上同时为运营商和制造商“减负”呢？这就是吕廷杰开出的第二张“药方”：引入金融资本，多元化投融资渠道。

“我的团队曾经做过一个调研，结果显示许多外资和民营资本非常愿意为电信业提供金融服务，因为运营商金融风险小、发展稳、前景好。”他表示，具体而言，类似房地产行业按揭的模式：运营商向制造商支付网络设备“首付”，“余款”由金融机构支付，运营商通过网络运营获得收益，再以“月供”的形式向金融机构“还贷”。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将技术更新换代加速（精神磨损）的风险转嫁给金融产业。

“当然，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还是要设立门槛。”吕廷杰强调说，“二者准入的投资比例分别是多少，都要经过精确的计算，并不是随意准入，当然金融收益的杠杆也要认真计算，否则，也不会对金融业产生吸引力。”

那么，这种方式会不会导致网络设备安全问题呢？吕廷杰表示，“相应可以有一些管控措施构筑‘防火墙’，比如严格规范设备入网时的标准、外资最大的投资比例、外资只参与投资不参与运营的责权划分等，这又将引发监管方式的创新。”

“通过金融业的参与等生态建设，中国应该摸索出一套5G网络建设融资租赁的方法，这种模式可以被引入到未来通信业发展的投融资中，打造一种多元化的商业模式，缓解运营商在重资产投资时的顾虑，解决产业生态中发展不平衡的问题。”吕廷杰总结说，“可见，5G除了推动业务创新、监管创新还能实现投融资创新，这个过程完成后，我国信息通信业不仅能实现转变和升级，也能为全球通信业的发展提供经验。” 

作者：林婧   来源：人民邮电报